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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仲迪:插队  

2014-08-10 17:27:01|  分类: 知青岁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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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仲迪:插队
作者:薛仲迪 加入日期:2010-05-07 录入:顾龙 点击:1282
薛仲迪:插队 
作者:薛仲迪 加入日期:2010-4-16 录入:李余康 点击:275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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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一年初春,在天津火车站与吉秋分手后,在北京家里休息了一些日子,“五一节”一过,我就不情愿的去了河北。记得当初离开农场的时候,内心好像获得很大的解脱,一旦又要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我便又有了惘然若失的感觉。
    我所去的那个地方,属廊坊地区的永清县,在地图上可以查到,在县城东北的韩村公社南边,是一个叫做“西西溜”的小村。头一次听到这古怪的名字,我想起一本叫做《西流水的孩子》的书,这些名字都很有乡土气息。
    在这个村里,我前后共呆了半年多,从五月份一直到当年的十二月初。
    村子不大,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的自然村。村子的中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,所有房屋都是顺势而建的,街从东至西约有二三百米长。在街道的中间的地方,有一条南北街道与它交叉,向北走七八里地,可以到达公社所在地;向南走约六七里地,就可以到了一条柏油路上,那柏油路是从县城过来的,继续向东走,可以一直通到天津市。
    村子很整洁。环村有一圈白蜡杆树,这是北方平原上常见的。白腊杆树枝干洁净,绿叶繁茂,盛夏时节如一道围屏,将整个村庄环抱起来,有几分“绿树村边合”的意境,只是没有“青山郭外斜”罢了。村中树亦不少,杨、槐、柳参差错落,在庭院里、街道边,遮蔽出片片浓荫。我所在的小队就在街南边,进了院子可以看到:一个不大的场院,几间陈旧的库房,还有小队的牲口棚。管理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,整日里都是满面春风的。
    每天早晨或午后,队员们都到这里来集中,聚在树荫下边聊天抽烟,等候着队长来安排活计。小队长有两位:正队长是一个小眼睛,长着稀疏的胡子,一说话就爱调侃的中年人;听他说话,一张嘴就透着精明。副队长也是中年人,脸色微黑,性格木讷,语言较少;他常用洗衣粉来洗头,据说比肥皂干净得多。
    村子里的人们,主要是“高”与“杨”两大姓,其余的姓氏较少。村支书是一位高姓的人,我到这里还是他帮的忙。我曾经去过他家一次,那是在一个夜晚,我初次见到他本人的印象是:黑黑的脸上有几颗浅麻子,一说话就露出一嘴的黄牙。他不愧是村里的一把手,说话是很有力度的。他的话题主要是:农村好,水好,空气好,粮食也新鲜。我也就随口应和他。说着话,还给拿给我一个窝头,是新玉米面蒸的,入口之后确实很香甜,是所我没有吃过的。
    大队长是个叫做“杨振声”的中年人,这是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名字。与高书记不同的是,杨队长显得含蓄练达。我在村子里所住的地方,就是杨队长的兄弟的房子。他兄弟一家在县城工作,房子于是常年闲放着,我们从外地来的知青没住处,让先让我们借住在里边,而且也不必付什么房租。这房子中间是过堂灶间,两边各是一个居室,我们就住在东边一间。房子盖在高高的地基上,周围是院墙和篱笆,圈成了南北狭长的小院。坡下边有一口水井,园子里种着各种蔬菜,正逢盛夏时节,满眼青青翠翠,有点田园的味道。
    农民的生活是清苦的。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后,年终分口粮按人头儿,人均毛粮也不过四百余斤,去掉壳就没有那么多了,按照老毛爷爷的说法,只能“忙时吃干,闲时吃稀”,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。主食大多是玉米贴饼子,一大锅小米稀饭,外加一两碟的咸菜,全家人就吃得很满足了。
    队里也有一个菜园子,规模小,菜不多,偶尔分点菜,也按照人头来,一人有一份儿。我分过一次韭菜,整七两,拿回去还真的为难,不知如何处理才好。
    也有稍微改善伙食的时候,有人去北京大兴的采育镇,从那儿的商店中买点小带鱼,做好一家人吃一顿,那真是难得的一种享受。
    平时,家里来人了,没有肉可招待,就是摊点鸡蛋,炒一盘花生米,再烙上千层饼。那就是农民的盛情款待了。
    我初到村里里,在大队小队各摆过一次“桌”,招待了一下当村的“东道主”,以示答谢。当地人很实在,见到北京来的菜肴,特别是有名的烤鸭,简直就是垂涎三尺。也难怪他们少见多怪,贫困使人食欲出奇的好。
    还有一次,我从家里带来一瓶酒,是东北的“玉泉二麴”。第二天晚上,队里几位头头来了,听说我有一瓶酒,立时来了精神头,有人去抱柴火,有人去弄花生,有人去找鸡蛋,不一会就准备齐全,就开始觥筹交错。五六个人一瓶酒,酒显得少了一点,但兴头还是满高的。边喝酒边扯闲话,一群庄稼汉特别满足。
    农村的劳动量是很大的,那时“学大寨”余波未过,还在强调“与天奋斗,其乐无穷”,所以生产是精耕细作,恨不得把土坷拉揉碎,从中捏出点儿油来。比起农场来,这里要苦许多。先说劳动时间:早晨起来,下地干一阵儿;吃过早饭,再正式开干;下午不必说了,晚饭后还要去场院上忙一阵。人就像机器一样,整日里不停地运做,而所得又是那样的少。
    我在村里的日子,曾跟着社员们去播过种。那是三个人一头驴的协作:一人在前边牵驴豁沟,一人在后边播种,还有一人负责踩实。播种多在早晨时间进行,那正是露水很浓的时候,太阳还没有升起来,在静悄悄地田野上,我们不停的往来忙碌,人吆喝毛驴的声音传得很远。
    比较累的活儿是锄地,在东北时也叫做铲地。东北铲地是轻省活儿,每一年从小苗一出土,我们就开始铲地,谷子要铲,大豆要铲,玉米也要铲;铲地时天气热,大家都穿着夏装,戴着草帽,手持一把锄头,轻巧灵活的舞动锄头,顺着垄沟边走边聊天。在村里锄地可就不同了,锄板优厚又大,锄杠是硬木的,拿起来非常沉重。锄地的时候,每次运锄头都觉得很吃力,汗水一个劲得到往下流。我与一帮妇女在一起锄地,居然被落出很远的距离,还是人家帮我赶了上去,我真的感觉自己吃不消了,深知只能早早的离开农村。
    不只是劳动吃力而已,生活自理也很不容易。这里没有食堂,生活方面全靠自己。收了工之后,急急忙忙去场院抱柴火,放下柴火要去打水,然后是熬粥活(huo)面贴饼子,待到饭吃到嘴里,已是天色大黑了,一个人孤零零的心里不是滋味。有时去小商店买个罐头,就算是改善了伙食。
    有一户人家看我怪可怜的,一天中午叫我去吃饭。饭菜简单但热情,有一盘炒鸡蛋,有自产的豆角,还有热腾腾的烙饼,那家的大叔大婶特别实诚,真是让人感激不已;至今,我还怀念他们的淳朴和厚道。
    由于不胜任田间劳作,我愿意出去干点活。一次,我跟车去王庆坨拉柴油,那是一辆一匹马的车,车上装着两个空油桶,一个当村的小伙子赶车。从队里出发后,我们往南上了公路,向东一直走下去,先到了叫做“葛渔城”的地方,在大车店里住了一夜;第二天上路继续往东走,又经过叫做“王庆坨”的地方,一直到武清县的加油站装上油,才掉头往回返。回程又在“葛渔城”住了一宿,才赶回到了村子里。这次出门,是一次难忘的出行,一路上,看着呼啸而过的汽车,想着我又开始新的漂泊,内心有了几分的感慨。
    还有我被派出去讨债的事情。在北京海淀区,有个人曾经答应为队里买物资,但收了钱后却迟迟没有兑现,于是 队里派我回家去讨要。一共去了两次,一次是我自己去的,没有找到男主人,到海淀司法所去咨询,也问出个什么结果,我只好空手而归。第二次我是和王景峰去的,王景峰大叔是借钱的经手人,钱要不回来他也很着急。我们两人又跑了一趟,虽然没有要回钱,但有了点准信儿,回村后不久,就收到债务人寄来的钱,这件事也就比较圆满收场了。
    因为家在北京有点便利,我不得不为给村里办事。半年里,我先是为他们买水泥,后又为他们买了虎台钳。那时的农村已经开始搞副业,水泥就是用来打水泥井管的。在北京我也是两眼一抹黑,只好由父亲出面求人,还好的是,父亲的车间里有位年轻人,他的父亲在水泥厂工作。于是我被介绍到南大荒水泥厂,从那里搞到了七吨散装水泥。拉水泥的事情我就不管了,村里的小拖拉机跑了两趟,才将那些水泥拉回来。这下可好,我成了能耐人,又有人求我买水泥,我真的不愿再惹麻烦,只好婉言推辞了。
    生产小队有个修理作坊,负责对小农具进行修理。那里缺一架虎台钳,问我是否可以买台旧的,这样可以省点钱。于是我回到北京,让父亲去厂里想办法,从厂子的库里,花六十元钱弄了一台,还是六七成新的。是唐大哥帮我用三轮车运到车站,我又提着它回到家里。回村的那天早晨,是邻院的发小儿小昆用车驮到永定门,我将它搬上长途汽车,一直到永清县我们村的路口下来,才由景峰大叔再用自行车驮回去。一架虎台钳,省不了几个钱,却给我造成这些麻烦。哎,真是“人在矮檐下,不得不低头”啊。
    当然,因为做了这些事,似乎我口碑好一些,村里人也总是笑脸相迎的。可在我心里,没有一天我不在期盼着离去。
    谁也没有意识到是,一九七六年竟是如此的多事之秋。一月份周恩来因病去世,七月份朱德又撒手西归,到了九月份,老毛爷爷又意外的陨落。
    老毛爷爷去世的消息来的很突然,那是一天下午,我正在地里干活,村里的广播突然响起。隐约可以听到哀乐声,接着,就是播音员沉痛的宣告;在听到广播的内容后,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,大家都显得手足无措。那一刻,我也很是吃惊,但随即一种怪怪的想法产生了:我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,在这个畸形的时代里,所有人都活得太苦太累,而这种苦和累又都与逝者有着说不清的关系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人物,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;虽然已是现代中国,可历史总在蹩脚重演,这实在是叫人悲哀的。
    之后的日子里,和全国一样,在偏僻的乡村,各种悼念活动也开展起来。公社设立一个灵堂,各村的男女老少伛偻提携,前呼后应,纷纷去参加悼念活动。领袖的照片被黑纱包围着,前边堆满了花圈和花束,安魂曲不断地鸣响着,营造出了一种哀伤的气氛。吊唁的人们分批的鱼贯而入,默哀一会儿,再鞠三次躬,然后悄悄地的踱出来,再沿着原路返回去。人群中间有一些哭泣声,夹杂着喃喃的絮语。有人小声议论:我们又要吃二茬苦,受二茬罪了;有人则哭天抢地的大嚎,像为末日之来临而悲伤。
    不过这之后,一切就都恢复了正常,地还是要种,庄稼照样长,清苦的日子还要过。人间的太阳虽然陨落了,宇宙的太阳还要照样运行,循着它亘古未变的路径。
    那一年的年底,为了摆脱无尽头的烦难,我急切的被招工去了油田,当了一名自豪的石油工人。离开小村之前,有见识浅薄的人们,传说我是去油田上学,将来会有大出息。其实那时我正辨不清今后路在何方,因此对这说法只有苦笑置之。
    我离开小村的那天早晨,三位熟识的农民兄弟送我。一共是三辆自行车,都是粗壮的水管子焊接成的,结实至极。其中一人驮我的箱子,一人驮我的行李,还有一个驮着我,天刚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。
    县城距村子二十余里地,赶到那里时天大亮了。我招待几个人吃了早饭;在大家要求下,又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,然后目送他们骑上了回程的路。在我到达油田不久之后,就收到了他们寄来的照片。我感觉相片上自己略显疲惫,他们三位则要精神得多。其中一位岁数大点的中年人,另两位则是年轻的小伙,都头戴着那个年代的仿军帽,透着农民特有的朴实与憨厚。这张照片,一直在我的像夹里存放着,虽然经历了很久的时间,但那份情谊却不可抹去,因为那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片段。
    后来,我有一次走近小村的机会。那是刚到油田不很久,我随单位的车远涉几百里,到永清县去参加一个现场会,会后在县里招待所住了一晚上。当时我内心很是犹豫,琢磨着是不是回村一趟,但最终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时我去油田刚不多日子,一开头就很不理想,被分在供应班干活,说穿了就是机械搬运工,向各个钻井队送钻杆套管,这与当初所传的上学差之千里。我觉得自己一则无颜见“江东父老”;二则是也没有交通工具,黑灯瞎火的很不方便。于是,第二天一大早,我悄然离开了永清县。
    以后,随着单位不断的搬迁,我越来越往南边挪,最终到了石家庄地区。在那里又工作生活了十四年个年头,直至一九九零年的秋季里,才随第二波返城潮回了家。真像贺知章的诗所写的那样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”啊。
    如今,三十多年一晃过去了,回首往事,许多事都随着岁月湮没了,可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个叫“西西溜”的小村庄。
   “西西溜村”,你永远都存留在一个游子的心中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《人在旅途》二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(五十五团一营三连  薛仲迪  2010年4月15日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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