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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哈 阳 知 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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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伯英:草绿色的昔日情  

2014-08-10 17:43:36|  分类: 知青岁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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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伯英:草绿色的昔日情
作者:韩伯英 加入日期:2010-07-01 录入:顾龙 点击:988
韩伯英:草绿色的昔日情 
作者:韩伯英 加入日期:2010-6-5 录入:顾龙 点击:364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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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伯英:草绿色的昔日情 
作者:韩伯英 加入日期:2010-6-4 录入: 点击:8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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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韩伯英:草绿色的昔日情
   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结束以后,城市里的老百姓想再频繁接触军人的机会,应该说是很少了。一直要等到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州震荡风雷激”的年代,军人们才又大范围的介入到社会政治生活里来,不过那已经是在特殊的十年之中了。下乡之前,我就曾在天津见过他们军管、支左和军训时的种种风彩。对于这段历史,各种追思与回忆的视角当然不尽相同,并且逐渐淡去,但是我的记忆却是至今犹新。
    去查哈阳以后,虽然离父母和家乡远了,但是离有关军事的话题却近多了:1969年,鸟苏里江上的那个小岛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,对峙中的紧张与戒备,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有理由、也更有必要、成为排在东北地区正式队伍后边儿的第二序列。
    单从国防战略上讲,兵团知青属于以“屯垦”为主;以“戍边”为辅的后备性兵源储备。如果能够按照预期设想的那样,一旦训练好了,还真有可能成为类似预备役的有生力量。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:十几万人的成建制热血青年,一旦配发了相关的必要装备,在理论上就完全可以像是土改之后踊跃参军的翻身农民一样,及时补充到第一序列中去,边干边学,比如说打个阻击什么的。只要肯于下定决心和不怕牺牲,至少也能迟滞机械化推进的速度,从而可为后方城市动员或领导机关转移作些贡献,换取宝贵的反应时间。
    猛帅起于卒伍!将相宁有种乎?弃锄从戎,建功立业,铁马冰河的边塞血色浪漫,随便想想都会让那些当年不甘沉寂、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们激动不已,拍案而起。
    总之,成建制的兵团比散布于乡村里的民兵要略高一个级别,在理论上更受重视,所以,那时在兵团就有机会能够见到从正规部队里抽调来的各级军人。
    初到查哈阳的那一两年里,也曾有幸近距离地见识过几位上级首长。
    第一位上级首长当然是身边的连长。
    刚一去的时侯是由军人担任连长,我们的三连长似乎姓孙,时间不太长以后就调走了,没说过话,也不是很熟。彼此陌生的原因倒也简单:在有作战任务的军队里,基层官兵之间必须生死与共、以命相托,就象《集结号》里的连队那样;但是兵团连队毕竟属于第二序列,知青与连长既不同吃也不同住,一起劳动或操练的机会更是基本没有。所以真是没有什么印象了。不过,军人连长还是给我留下了没忘的一件趣事,那就是他在处理“厕所事件”时的军人幽默。面对女知青们的诉说,他有一句经典的诘问,这在当时的三连曾经广为流传,至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,我现在是断然不能再记起来了,反正挺哏儿的。
    第二位上级首长是坐着军绿色吉普车来的。
    据听说是检查战备工事,但无缘谋面,也不知道官阶和姓名。69年10月北方边境形势进一步紧张,从9月至12月,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资就在不停地疏散,并已经成为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。于是连里也下命令让知青们收工回来晚上加班,把水渠加深挖成战壕。至于是利用水渠来挖战壕;还是利用挖战壕来修水渠,一直也没弄明白。不过,有个弟兄当时为了上下“战壕”时的方便,随手修了一个往上爬的台阶,由于城市知青一般习惯“前后左右”而不在意“东西南北”,结果不幸犯了“方向性”的错误:那台阶竟然阴错阳差地修在了战壕南侧。职业军人的目光如炬,何等锐利,坐吉普车来的首长稍一分析,便断然看出:这有方便临阵脱逃之嫌。那位粗心大意不辩南北的老兄被连里严肃批评了一顿,当时一度弄得挺是有些紧张。
    第三位上级首长是团长。
    因为隔着班、排、连、营四级,我又怯官,所以不知团长贵姓,但却明白首长干嘛来的:因为听说三排有个上海女知青歌唱的好,所以顺便到场院上来看她,并且许愿说唱好了可以让她看看小手枪。那上海的女知青显然是在还能上学的时侯就曾经受过声乐训练,所以非但毫不怵阵,而且一曲唱来行云流水,余音不绝。尽管歌词儿没嘛意思,可是乐感极好,不但律调准确,而且音色甜美,枯燥日久乍一听来,婉如天竺之音,以至于到今天,我还能够毫不费力地在老照片中指出她的位置,叫出她的名字。当然,团长也不食言,真就拿出枪来让大家看。我总觉得这团长是在战争年代带过兵的:单身一人席地而坐,乐乐呵呵地跟一帮半大小子和丫头们谈笑风生,说的都是家常话儿,丝毫也没官架子。于是留下一段官兵和谐,干群同乐的美好记忆。
    第四位上级首长是不知道一个什么股的股长。
    股长是来三连搞教育的,当时在会上报过姓名的,可现在早忘了,只记住了他的职务。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记得住他,当然另有缘故。
    1970年8月,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,后来曾被形容竟有“炸平庐山”之势,一年之后, 1971年的9月13日,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儿:“在九大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,带着老婆、儿子坐飞机跑了”,他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后,在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苏布尔古盆地坠毁。
    温都尔汗烈焰之后,就从那年的11月份开始吧,全国开始陆续分批传达和学习中发[1971]57号文件。股长便是为此而来。
    传达文件的会议选在大食堂里隆重召开。包括那份“工程纪要”在内,从头到尾地念了一遍,惊骇之余全场静寂无声。散会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斗胆提出想再看一遍文件;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连队竟然同样鬼使神差地就把文件借给我了!
    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拿着真本的红头文件。找了一盏马灯,借了钥匙,跑到连队小学校的教室里仔细阅读,原来竟然还想着要做些学习笔记,可是发现窗外有连里的人在不时查看,只好作罢。在看到那些:“变相劳改”、“国富民穷”的可怕字句时,我的惊恐和震撼真是怎么形容也不过份,大冷的天儿,两手的掌心里全都是汗,除了“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什么也没记住。多年以后我在天津旧书滩上,用了半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1971年版的《批林批孔材料(内部学习用)》,上面全文登着57号文件,再看时依然觉得惊心动魂。
    传达文件之后,再收工回来的晚上,就开始组织讨论和批判。
    法家韩非子在《五蠹》中曾经说过:“ 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”。意思是讲,读过一点儿书的人,经常自认为识得几个字就信口开河地乱发议论;而侠客们则依仗自已会个三招两式技高一筹,往往靠着拳脚功夫惹事生非。
    我当时就属于那种认识几个字就想得瑟得瑟的呆子,在讨论发言中自以为是,搬弄辩证法:“国富”没什么不好的,三大战役那会儿咱还小米加步枪那,可现在都用上反坦克火箭啦。再说“民”也不穷呀,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早都进入老百姓的家庭了。比起解放前,咱们现在无论是国家还是老百姓全都发展进步了,形势一片大好;当然了,也不能骄傲自满,还得看到存在的差距,要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…。
    这话要搁现在,跟央视上说都没毛病吧?可当年这么说还就出问题了!
    转过天来,李均神色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埋怨:谁让你说差距啦!就你知道一分为二?现在传说:搁在五几年,非把这小子办了不可!
    我胆子不大可有点拧,晚上再开会,讨论时还是照着原样儿那么说,韩振山赶紧拽着我去上厕所,意思显然是要劝我知趣一点儿,避开锋芒。
    往回走的时侯振山叨着烟卷儿启发教训我:“你得说是形势大好!不是小好,懂吗?别再说有什么差距啦,小心把你划成死党,废喽你!”
    我不服气,说怪话儿和他争辩:“我不是说过形势大好了吗?就算我说有点儿差距,这犯那门子歹啦,没差距?你拿锄头砸辆坦克让我看看!再说了,那两口子又没在全国给我选妃子,凭嘛把我当成他的死党?有我这样儿整天吃大碴子的死党吗!”
    “你小子真不识路子,面汤锅里煮皮球…”振山劝不服我,情急之下有些口不择言。
    我就像是那个要被充军发配的苏三,口出怨言:“你急嘛呀,我又不是冲着你。我这不冤吗?让你说,我真心实意的认真讨论,敢情到人家那儿全变成死党言论啦,也忒左点儿了吧?不是动员让咱大胆发言的吗,话又说回来了,我要嘛都明白,还用得着大老远的跟这地儿接受再教育吗,直接我就当首长去啦,省得别人老掂记着办了我”
    ……
    无意中抬头,当时吓了一跳:股长就站在连部的东苫墙边儿上,正在倾听我们的争论,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。等看清我俩一脸尴尬和局促惶恐之后,股长居然乐了,而且还笑容可掬地鼓励:你们俩说的挺好,说吧,说吧,就得这么讨论才能提高认识那!
    一直等到散会之后躺在牛舍的铺上,我都没弄明白:股长当时为嘛乐?后来,后来还是李均给我通风报信儿:据说股长讲啦,得充许年青人有个认识的过程嘛…。紧接着,紧接着排长就动员我写大批判稿,并且还安排我到全连大会上去重点发言。等我慷慨激昂、义愤填膺地念了一番之后,局势便转危为安了。
    至今也不知道,究竟是我们的私下争辩碰巧触动了股长;还是人家原本就有政策水平,能够理解我这生瓜蛋子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。反正是一天乌云散去,屋子不漏雨也停了。
    事后,倒是真想能有机会再见到他:一来想为私下说的那些牢骚怪话儿向人家表示歉意,二来也想虚下心来讨教,自己在发言中究竟有些什么不妥。
    不过没有这样的机会了,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,印象中他们陆续调走了。再看到他们在电视里大批的出现,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。我说的是抗洪和抗震救灾
    从那以后我吸取了教训,会议之上公开发言时,非但精心惴测领悟背景意图,而且字斟句酌的务求谨慎,尽可能要稳妥周到,特别注意避免破碇或是误解,这种习惯一直沿续至今,居然还就获益非浅。说是因“祸”得福也行;说成世故圆滑也没什么不对。
    当然,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然渐渐远去,社会早就不知不觉地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,再用咬文嚼字主观臆断的方法,去曲解别人说话中的弦外之音,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。抚今追昔感慨万千,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,这可真是国之幸哉,民之福焉。
    捎带着就顺便想起了在野史中读到过的一段典故,不辩真假但却耳熟能详:
    据说,曾国藩当年在给朝庭和老佛爷的工作报告当中写了这么一句话:“臣屡战屡败…”。他的首席机要秘书看了以后,提笔改为:“臣屡败屡战…”。曾国藩默思良久,欣然采纳。
    在曾国藩“屡败”这个客观事实无法掩盖的前提下,秘书只改变了一个词序,就把“屡战屡败”的渎职,变成了“屡败屡战”的拚搏,结果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结果,可办事儿人的精神面貌和主观心态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经此一改,曾国藩“屡败屡战”百折不挠,虽败犹荣的“光辉”形象便呼之欲出,跃然纸上。
    甭管故事的真假,这个刀笔小吏精于官场、文过饰非的心思和脑子,够利害吧?这或许就是总让后人颇费思量的说话“艺术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55团1营3连  韩伯英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0年6月4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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